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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下乡带来更广阔舞台
电子商务既是脱贫奔小康的机遇，也给那些下乡支援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工作的提出了新要求。
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大北山村驻村扶贫4年多，驻村高世龙和乡亲们在村里建起山野菜加工厂，借力电商平台打造的“老农夫”牌山野菜逐步打开城市销路，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近4000元。
虽然村子已脱贫，靖宇县也已“摘帽”，但高世龙和同事们的紧迫感仍在。“电商飞速发展，常常感到本领恐慌。”高世龙说，“眼前的任务，就是学会直播带货。”
如何与“网红”连麦、怎样与网友互动、什么时间段开播……高世龙努力学习。近一个月的直播，他卖出数万件干果、山野菜，还*。“很欣慰，但还得加油。”高世龙说。
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，受疫情影响，当地的重要扶贫产品百合销售受阻。直播间里，临洮县委石琳用俏皮活泼的语言，向“宝宝们”展示百合的食用方式。
直播当日，120多万名网友进入直播间观看，售出百合3吨，其中七成销往三线以上城市。一场直播，让众多网友知道了临洮县这一百合主产区。“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对基层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们既要埋头苦干，更要抬头看路，把握趋势，与时俱进。”石琳说。
创新的还有工作方法。针对下乡支援的扶贫群体，吉林省把“”当成金字招牌来打造，成立“协会”，组织省内1400多名驻村“抱团”闯市场，统一推介全省贫困村产品。“市场准入要件要全，产品要好，不能砸了牌子。”吉林省吉林市磐石市大黑山村驻村阚阅说。
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，基层们把打造品牌作为电商带动发展的抓手，当地**农产品等认证品牌已经达到296个。“我们正和网络平台合作，进一步打通销售环节，为农民增收。”莘县副县长魏晨清说。
在全国各地，电子商务的发展，让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搭上了“数字快车”，也为乡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先进理念，有力支持了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工作。（记者陈俊、褚晓亮、段续。参与采写：张文静、陈灏、邹明仲、王建、孟含琪、薛钦峰）

“电商+直播”模式拉动消费扶贫在一季度迅猛发展，业内人士和*在采访中认为，下一步要继续强化产业链实力和供应链能力，形成消费扶贫的强大动力。
电商扶贫直播带货火热的背后是传统电商向社交电商的转化，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正从传统货架式的搜索、比价转变为熟人、意见、职业经理人推介的社交电商购买方式。
各大互联网公司紧锣密鼓的加速布局直播电商业务，伴随着新手不断入场，电商直播带货竞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。直播电商走过之前的快速生长时期后，现在是重塑的阶段，主播、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，需要有相对统一的标准、规范行业以及提高整体效率和品质。

监管赋能**直播带货
疫期直播带货突围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存隐忧
● 网红电商实际上是一种网红经济，利用粉丝对网红的喜爱或者其他因素转化成购买力，实现变现，与传统的购物方式相比，其黏性更强，转化率更高
● 直播带货过程中，要防止虚假信息对商品交换产生不利影响，防止对用户合法权益造成损害，防止直播背后延伸的犯罪行为，避免出现泄露消费者隐私、以次充好等问题
● 直播带货的天花板已彻底被打开，它能否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持续提供强劲动力，取决于直播电商的创新力和走向。相关部门可抓住产业变革机会，加强对网络直播等新业态的支持，让各行各业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
刘涛、汪涵、陈赫、董明珠……近期，许多名人集中直播带货，利用直播平台，以视频直播的方式，与消费者直接交流。直播带货的队伍里，除了网红主播，还有越来越多的**、企业家、农民甚至地方官正在涌入。
“老板，你直播了吗？”成为近的一句流行语。疫情防控期间，线上产业快速发展，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网络消费新业态成为潮流。
接受《法制日报》记者采访的*认为，名人参与直播带货，是社会互联互通程度不断加强的表现，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、生活方式和艺术方式。直播带货虽然是一个商品交易的过程，但也是具有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活动，名人带货需对自己推销的商品质量切实负责，不辜负消费者的期待。

身份转正道阻且长
培训管理刻不容缓
值得一提的是，5月11日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《关于对拟发布新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》，拟新增10个新职业，其中，“互联网营销师”引发关注。
有*分析称，设立明确的职业，将会使得网红直播带货行业呈现出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的利好趋势，由此可以推动网红经济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。
郑宁认为，设立“互联网营销师”，制定标准，可以让从事电商主播的人首先认识这个行业有何要求，这样才有利于行业发展。另一方面，这代表了国家层面对互联网营销的认可，能够促进相关的培训工作，增强职业标准。
王四新补充道，这也表明有关部门要对这一类行为进行定型和规范，以及更有效的管理。
事实上，看似只有网络主播一个人在直播中“吆喝”，背后其实涉及复杂的利益主体。
20岁出头的杨明(化名)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刚刚开始运营的MCN公司。MCN目前在国内主要指运作网红经济的机构组织。
根据《2018年红经济发展研究报告》，MCN机构成为网红经济产业链核心，商业模式逐渐明晰，产业内各机构分工明确，并且吸引大量资本涌入，推进市场格局逐渐扩大。
杨明告诉《法制日报》记者，目前国内的MCN公司有大有小，可以理解为自媒体的经纪公司，掌握着自媒体、网红、博主等资源。不少商家会找到MCN机构，让其帮助销售商品，MCN机构便会利用掌握的网红资源进行直播推介。
据了解，对于直播出售的产品，主播及其经纪人一般都会进行筛选，这个过程叫做“选品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选品过程并不完全指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把关，更多的是对产品“好不好卖”进行预判。
“一般都是大主播才选品，他们不可能有时间试用每个产品，而且会觉得试用很麻烦。”杨明说，不同影响力的网红会收取不同价位的服务费，对于网红与中介公司之间如何分成，各个公司会有不同的规定。
“互联网营销师设立后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，那就是对于虚假宣传产品质量，相关人员要承担的担保义务或者担保责任是明知还是应知。明知是一种事实上的知道，责任比较轻。应知就是你应该知道，这种所承担的责任就比较重。如果把带货的网红称作互联网营销师，那么在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商品质量出现问题时，其承担的责任就可能更重一些。”刘德良说。
刘德良认为，如果营销师是商家本身的组成部分或者团队，其承担的责任就是商家应承担的责任。如果营销师属于专门的一个中介，和商家之间是相互独立的，其承担的责任就和企业一样。如果是独立的第三方主体，其承担的责任就是担保义务和担保责任。